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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8日，我们老乡一行6人分配在向塘基地通信二连工作，我们的连长是李湘荣，此时他正在南昌市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他是1951年入伍的老兵。指导员是参加辽沈战役的老兵王兴和，由于长期的军人生活，我们参军时，他还是单身.而主持连队军事工作的副连长杨炳晟却是55年从河南入伍的一个高个子，毛主席乘火车来向塘时，他曾经参加过给毛主席站岗，还为毛主席在火车上的专线，架过电话线。连队一共有三个排的建制，外线排三个班，有正副排长。二排由总机班、通信班组成。另外还在南昌市二径路28号（省军区附近）有一个通讯站，设站长一名，有23名兵，负责向塘基地以及东南沿海的通迅连络工作。在国土防空对敌斗争中雷达18团和导弹营首次打下老蒋U-2侦察机，以及24师打下多架来犯的蒋介石飞机，向塘通讯二连连队都做出了出色有力地通信保障工作。我与董山东、章南洲、汤炳新被分配在外线排，而温炎辉却被分配在通信班，后来转业后任龙岩市二院院长的黄庆山，分配在南昌电话站工作。

  我分配在通讯二连外线排一班工作，班长是65年参军的浙江乐清人，名叫卢益通，他还是空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北京参加过现场会，还是连队里的战士支委。而副班长是1964年参军的上海兵叫张顺高。外线一班负责向塘基地到南昌电话站的85公里长途线路维护保养工作。外线二班却负责丁坊、高坊及机场内部的部队通讯保障工作。连队对我们新兵，采取的是老兵带新、以老带新的师傅带徒弟的传、帮、带的培训工作，分配带我们是65年老兵，共产党员倪锡林同志和66年老兵山东入伍的陈怀剑同志。因而从丁坊到高坊，到青云浦，到莲塘再经过宽阔的八一大道，到了南昌电信局（地处八一广场核心区）再到省军区南昌二经路，成了我们每个星期的工作路线图。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南昌也是武斗的重灾区，听老兵讲，也曾有南昌学校的红卫兵跑到飞机场，向我们部队“借枪”。由于部队早有准备，象我们连队就将所有的枪支用油布包扎好，将它们掩埋在连队的猪圈地下，而上面养了连队大小不一的猪有12头，红卫兵是完全没有办法想到的枪会埋在猪圈里。因为，当时部队执行的是“四不政策”，即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同时由于空军的编制不同于陆军的排、连、营、团建制，曾有机务中队的领导到地方学校参加三支一军，遇到红卫兵问他什么职务，管什么人，曾有位机务中队领导顺口说他下面有机械师、特设师、无线电师，以至于闹出笑话，红卫兵误认为这位连级干部，一定是位军职大官，说着他要他讲话表态，以增加军队对本派支持筹码。

  在向塘基地的日子里，除了正常维护保障通信畅通工作，日常巡线工作。大部分时间连队组织政治学习，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要求熟记背诵老三篇，要求做到早请示晚汇报，吃饭前要排队进食堂，进食堂前要唱革命歌曲或毛主席语录歌。我们现在的年青一代不知何谓“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早上一起床，大家要集中起来，面向毛主席像，三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彪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晚上熄灯睡觉前亦是如此。这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个人崇拜主义。有一次向塘火车站来了一车皮的柏油电杆，最高的12米，最短的6.5米，要求在一夜之中全部搬回连队操场上，在排长黄自更的带领下，我们外线1、2班的同志全体出动，经过一个夜晚的突击抢运，将一车皮柏油杆全部运回连部，有的战友由于天气热，仅穿着背心干活，至第二天时，柏油烤得全身脱皮，引起感染，整整疼了一个星期后才逐渐恢复。而当干完活时，刚好毛主席又发表了最新指示，我们外线排的同志们又马不停蹄到丁坊大礼堂，参加开庆祝会，部队吃苦耐劳的顽强作风就是在这样潜移默化中逐步形成。连队遵照毛主席关于军队既是战斗队、宣传队，又是生产队的指示，除担负正常战备值班维护工作以外，我们连队种有22亩稻田，46头猪，二头牛，一口占地3亩大鱼塘，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丰衣足食。因而，连队在向塘时伙食是非常好的。而这些财产在我们换防到河北时全部无偿送给14师的通讯二连。

    1968年的6-7月份，部队进行反复宣传动员，说是南兵北兵对调，让我们南方的兵，到了北方照样可以生活战斗。我们这些长年生活在江南鱼米之乡的战士，对于北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有的说北方的严寒可以让我们寒冷到一拉出小便，马上就会被冻成一根棍子，而且拉完小便后要用棍子才能敲断。而我们将要吃的粗细粮，有一种叫窝窝头的东西，是长在树上结的果子。对于南兵如何到北方适应战斗、生活，我们充满着悬念和憧想。于是部队接到了24师与驻河北故城的空14师换防对调的命令。9月13日我们连队在向塘机场火车专用线上，上了闷罐车，又向北方开去。除了个人背包衣服外，其他连队装备和副业生产的工具等都留给了接防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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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出了1968年征兵命令，可惜我的家乡——福建省龙岩县一个地处闽西的小县城，却刚刚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的两派武装冲突。据老人讲，龙岩的1967年“12.14“武斗是自龙岩建县以来，剧烈程度最高，双方参战人数最多，双方死伤人数也是最多的一次“内战”，他谱写了龙岩历史上最沉重，最残酷、最剧烈、最血腥，也最震撼人心的一页。武斗双方围绕着龙岩城的争斗，打了七天七夜，岩城经历了一次腥风血雨的洗礼。当68年征兵令下达后，1月份接兵部队也入驻岩城。听到这一喜讯，对于我这位回乡参加生产的老三届知识青年来讲，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终身的愿望，也是我从小立志报效祖国投身军营的梦想。于是在1968年1月我便毅然报名参军，经过体检、政审，很快2月15日我便接到入伍通知书。将这一特大喜讯尽快地告知父母亲。可是，父母听到这一消息却不是感到高兴，而是充满着忧伤和担心。作为严父的爸爸，因是经历了解放前参加过魏金水（原福建省省长，闽西人）等老一辈人革命家的活动，在土改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无形中在两派斗争中参加了保卫魏金水、邱锦才（原龙岩地委副专员）的新字派，参加原公社的武装西陂连，离开家乡去了隔壁的永定县。母亲马上将大儿子我要参军的消息托人转告给他，父亲听到儿子要参军连夜从永定走路回到了家乡（由于两派武斗，县里的班车早就不通），而龙岩城是红字派占领，从对立两派中进入另一派占领地方，是充满着很大的风险，我记得父亲连夜赶回家乡，在我的脑海里曾经有过二次。一次是1960年我上初中前，有一次因为饥饿吃不饱，吃了榆树叶做的杂粮，而引起肚子疼的在地上打滚，当时父亲由公社抽调去修白沙公社到万安公社的公路。作为领队，驻点在万安公社，离城里有70公里的山路，也是听到我一生病，连夜从万安赶回城里，记得到家敲门时，天已放亮，听到后窗上有喊叫声，才知道是父亲连夜走山路回来。万安被戏称为龙岩的“西伯利亚”，山高路险，还有许多的原始森林。那时山上植被保护较好，山上不但有山猪豺狼，还有知名的华南虎，一人在山中走夜路那是要冒多大的风险。再一次就是这一次听到我参军合格的消息，又是连夜从永定县赶路回来与我见面。

    很快，从接到批准入伍通知书，到大队送兵，公社集中离开龙岩的日子很快就定了下来。我们西陂大洋村一共有10位合格青年被批准参军入伍，也是我们公社12个大队中参军人数最多的大队，同时也是开创了我们村一次参军入伍人数最多的先例，至今这个记录仍然没有被打破。

    3月23日在县武装部集中，发了新的军装与棉被，当晚我们500多位新战友便一起住到了县武装部临时集中地点——龙岩附小的教室里。23日吃过晚饭后，我们步行到县人民电影院，召开了欢送会，到午夜时后，医务人员还对我们进行了入伍前最后一次抽血验血工作。第二天的下午，我们便登上接兵的闷罐车，开始了参军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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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5日吴勇与林金才战友去石家庄探望了原故城场站首任政治处主任汪志诚同志，汪主任还是17师易县场站的政治处主任，后任北空永宁机场政委。

   在石家庄期间受到原17师通信科科长赵建超和易县场站定向台台长牟玉朝战友的热情招待，同时还前往正定县参观了荣国府、赵云故里等名胜古迹。

(1)汪主任与吴勇、林金才合影

(2)青年时帅气的汪主任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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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9日我们福建龙岩籍的一行老兵7人，专程前往故城场站第三任老政委曹步国家乡江苏南通市探望了老政委一家及沈文岐参谋长一家，受到他(她)们两家人的热情欢迎与招待。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7周年，今特发一组照片与战友们，共叙那难忘的战友深情。并以此唤起更多的故城场站战友，回顾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共同为空六军网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1) 政委亲临来接机，两手牵得战友回，

    千言万语话不尽，激动心情留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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