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在这封信里写道：“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清楚
”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二十年后，他把这封信收入《澳选集》时，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把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表达得更明确了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澳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
全会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
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样将从历史上沉没
接着，电报提出了全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方向和部署，指出：“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一百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
”为此决定：“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
西北方面力求占领陕、甘、宁大部
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
”①二月十八日，澳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东渡黄河
随即同彭德怀发布了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命令
⒃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4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48页
在军事方面，他强调两个要点：一是“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
为了打好运动战，他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
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
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
”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
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
”他指出这种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这是“我军必须特别强调的”
三月十日，在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澳派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并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
三月十二日，朱德、刘少奇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自枣园北上子长县的王家坪，澳、周恩来搬到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并在这里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南线情况的汇报，当场研究决定由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由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
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
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澳在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并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
澳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呢？澳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这一着棋
本来，他是准备在一九四八年秋季中原战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后再走这一步棋的，现在考虑要提前实行
周恩来、陈毅也同意这个设想
(24)《红一军团关于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行动方针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
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澳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
并指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抗日，红军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
⒃“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
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
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
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七月一日，澳、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六十八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及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指战员，庆祝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电文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30)接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
两军会合后，任弼时从张国焘处要来电报密码本，直接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沟通了联系
在朱德、刘伯承、任弱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从七月初开始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
十二日，澳和周恩来复电在重庆的王若飞：“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
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41)并要王若飞将这些意思转包瑞德或戴维斯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一时已无法再同国民党讨论如何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澳复信赫尔利，对他七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
请他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
”并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澳在这封信里写道：“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清楚
”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二十年后，他把这封信收入《澳选集》时，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把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表达得更明确了
⑾澳致杨钟健信，1921年9月29日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
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
……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
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讯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
”⑩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
六月二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澳和周恩来，大意是讲：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继续商谈
六月十八日，澳、周恩来复电褚辅成等，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来
(36)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2页
“恩来同志：（一）电悉
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
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
（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
（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
（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
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
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
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
（五）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
泽东酉三十日”(26)② 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洛川会议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
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澳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③ 澳致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2月4日
⑦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③ 澳致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2月4日
你会在澳上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