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一日 人间千年

唐山大地震幸存者杨刚回忆“7.28” 

（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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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一日  人间千年

唐山大地震幸存者杨刚回忆“7.28” 

（1/2）

地震前,空六军军部机关大院。顷刻之间,灰飞烟灭。464名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小孩罹难。

    俗话说：“天上一日，人间千年”。这话一点也不假。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的唐山大地，以不足30秒的颤抖，夷平了百年工业重镇，百万人口蒙灾，数十万生灵罹难。当年升入天堂的弟兄们，你们一觉睡去，长眠不醒，是何等的“幸福”。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却日夜承受着无尽的煎熬：想念战友，仿佛战友正从远方慢慢地走来，却怎么也碰不到面；抢救伤员，好像战友又正向无底深渊默默地坠落，我也一同坠下。徒手挖人，面对一根房梁、一块石头、一片预制板都无能为力，看着无奈的战友，我们居然还有脸活着！这种心情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反而愈加挥之不去。每当夜幕降临，就会想起那个黑暗的夜晚；每当太阳升起，又会再现骄阳下滚烫的废墟;下雨了，想得是抢救《密电码》；梦魇中，还是余震不断！于是，我真的患上了“狭窄空间恐惧症”：不敢穿瘦领衣服，不敢压被子，不敢钻洞; 甚至书籍装进箱子，电子照片存入电脑，摄像带还没有刻成光盘等等，都有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尽管如此，还经常在梦里钻进停尸房的冰柜里，伸不开手，踢不开腿，奋力挣扎也无济于事，直到夜里惊醒，然后坐到天亮。40年，14610个日日夜夜，就像千年的恶梦……

    40年过去了，许多事情已经模糊了记忆，唯有唐山大地震历历在目，一场场，一幕幕，一桩桩，一件件。我们不愿回忆那些痛楚的往事，我们的心已经承受不起过度的震颤，但唐山大地震就象妖魔一样无尽地把我们纠缠。不想，常跳入脑海，不看，也映入眼帘。

    一、震兆

    1976年，天象坏了！天老爷就想得了重感冒一样，忽冷忽热，还不时打着寒颤。先是3月8日下午的一场陨石雨溅落在我国东北方向，这就应验了1月8日周恩来总理辞世。古人说，帝王就是天上的星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周总理，可以算得上是天上的星宿了。陨石落了，也就说圆了。可是事情还没有完，7月6日，朱德元帅也辞世了，忽又想起了这场陨石雨是大的三颗，小的无数。“粥（周）没了，猪（朱）就饿死了；‘皮之不存，毛……’”人们不敢再想，因为在那个灰色的年代里，多说一句话都有可能遭来杀身之祸，甚至株连九族。况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紧，4月6日，头年一直称“党内那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直接点名为邓小平，并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4月10日，驻唐部队全体将士都云集在唐山市凤凰山公园后面的文化广场，“愤怒声讨”邓小平，然后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是我头一次走向唐山市的大街小巷，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政治气候阴晴不定，大自然气候更是捉摸不透。时而大雨倾盆，时而艳阳高照。到课间操时间了，打一会羽毛球吧，望窗外碧空如洗，拿着球拍到楼下，竟然已是大雨如注。热，闷热，几乎就是这个夏天的主题。刚刚从吉林敦化来到唐山的我，哪里承受得了？于是就开始“烂裆”，我羞涩地到卫生所找医生，一看是位像尊佛像的长者，看处方知道他就是卫生所所长林樾。

    6月8日,我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机关新兵下连锻炼的生活，回到位于市中心的空六军司令部航行处，开始跟班学习航行译报业务。老兵译电员刘晓忠，还有管理处的张忠国等沈阳籍东北兵，靠游泳祛暑。我也要了几张五分钱一张的泳票，跟着老兵每天到凤凰山公园游泳池学泳。人问东北的旱鸭子，你会水吗？我还未想好怎样回答，刘晓忠抢白道：“不会也泡着！”

    借着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地震的防震余波，唐山市也一直在搞防震预演之类的活动。办法之一就是把酒瓶子倒立在窗台或桌子等明显处，一旦倒了就说明有震，就立即撤离楼房。但瓶子不慎碰倒时有发生，一时引起恐慌；又由于海城震后一年多了也没什么动静，人们也就疲沓了。

    这一天，听说我下连锻炼回来了，战勤连警卫排的同乡战友王清建来找我玩。他见面就说：“我不想干了！部队不象我想象的那样，管得太紧。我就说我有尿炕的毛病，把我送回老家治疗；我现在天天往床上尿一泡尿”。我心想，“动物反常”。一个大小伙子，丢不丢人哪！我说：“这样不好，好不容易参上军了，回去还得回到农村集体户去。慎重一点好吗？”王清建是一米八朝上的大个子，浓眉大眼，挺帅气，那年22岁，比我大4岁，他是1971年就下了乡的“老知青”，因打架斗殴被农场“保送”当了兵。在新兵连时，我有点怕他。我是新兵连六班副班长，他是大个子，出操、地铺我们俩都挨着。刚到唐山，他就和翰章公社友好大队的柳胜等几个同乡兵打起架来，嘴里还说什么“老子一枪就毙了你”！后来叫沈阳籍班长李庆杰给熊了一顿：“你们狗屁不懂，出来了，全东北人都是老乡，好得都抱团，你们倒好，窝里横，这还不叫人欺负！”后来发现，他没那么可怕，因为他写给父母、女友的信都得求我来代笔。 

    干部灶当院支起了一块幕布，晚7点半放映京剧电影《节振国》。机关不象连队，有什么活动都按通知列队入场。我本来想到机关大灶找同乡战友陈洪斌玩，路过干部灶发现有电影，于是赶紧回航行处办公室拿椅子。这时发现办公室门开了，里面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矮胖子也在搬椅子。我问“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我就是这个单位的”。我说：“我不认识你，你不能拿我们的椅子。”他只管笑。副处长荀殿禄来了，他笑着说：“这是我的前任唐德观副处长。”搞得我一时尴尬无语。电影场上，“节振国，节振国，飞檐走壁；游击队，游击队，专打游击”引起阵阵笑声，暂时忘却了闷热。

    航行处参谋万景旺的妻子来队了，航行译报组老兵卢立军领我去家属楼看望。万参谋的家属已经身怀六甲，看得出来是一个贤淑的妻子。万参谋说，现在不太方便，下次家属来队再请你们吃饭。从万景旺家出来，碰见了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孩子玩耍。卢立军说，这是李永德处长的爱人康娟丽和孩子。我仔细端详了一下，这是一个相貌姣好的中年妇女，身穿蓝军裤、浅粉色衬衣，相貌白皙而端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儿李志刚大些蹲在地上拣石子，女孩儿李红梅的手牵在妈妈手里，目光都在男孩儿的石子上。这是一幅生动的教子图。 

    一个叫盖文林的学兄，不知从哪得到了我的地址，从东北敦化老家来唐山部队找我。他很聪明，半夜两点从火车站打公共电话找39056部队，打通军部总机电话就找22分队，总机自然就接到了有人值夜班的航行调度室，夜班值班参谋丁炳夫向李处长报告，说杨刚的亲属来队。不到2分钟盖文林就得到答复：马上派车到火车站去接。卢立军陪着我到小车班要了一辆吉普车到唐山火车站接来了盖文林。天亮以后，李永德处长把我叫去，详细盘问来的是什么人？什么关系？从哪来？到哪去？家庭出身？本人表现？来队时间？然后十分严肃地说：义务兵服役期间不允许亲属来队探亲，叫他明天就走，并责令我立即写信告诉家里人，不准再有人来队！于是盖文林在25日那天就极不高兴地离开了唐山。这真要感谢李处长，如果不撵他走，他在唐山呆上两天，不就赶上“7·28”大劫吗？地震时在招待所住的人，大部分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盖文林走时，我托他给奶奶带回一张照片，照片是6月8日从机场警卫连锻炼回军部作为《出门证》用的；还有给我哥哥杨力买了一双“懒汉”布鞋。 

    在党峪洞库维护队的同学战友刘利清来了，我们一起去看丁炳夫参谋。丁参谋是我们航行处的老参谋，1963年入伍，已经下令到平泉航行调度室当主任。但此前我们一直叫他丁连长，5个月前，他以接兵连连长的身份把我们从吉林敦化接到部队，同去接我们的还有后勤部卫生处军医助理宋维高、战勤连标图排长邢玉忠。后来才知道丁去接兵只有一项任务，就是挑选一名航行译电员，于是我就成了这名航行译电员。原来，丁炳夫想出去接兵，但又怕处长不同意，也担心其他参谋有意见，就提前找了管理处和军务处，叫管理处李学清处长给航行处下达接兵任务。航行处战备值班任务紧，一般不参加接兵工作，但任务下达了又不好不执行，李永德处长便跟丁炳夫说，你接一个航行译电员回来吧，接替今年初复员的沈阳老兵张彦军同志，这是后来知道的。见到了丁参谋，问候过后，丁参谋提出咱们到照相馆合个影吧！我和刘利清欣然同意，因为我觉得能和部队的首长照像是很荣耀的事情。这一天是7月26日，第二天，照片取出我随即给爸爸寄去了。这张照片竟是我们与丁参谋的绝别！

      张晓纯参谋是我们航行译报组组长，我取照片、寄照片时也去了，他是为我带路的。照相馆在西大楼（唐山市百货大楼，在军部西侧），虽然离军部只有一墙之隔，但我从机场回到军部一时还辩不清方向。因为机场营房都是顺着跑道145度的方向修建的，而唐山市正南正北的方向我却偏偏又有180度的掉向。张参谋还顺路买了一块碎花的确良布，一同到邮局寄给他远在河南农村的妹子。

    晚饭后，航行处参谋杨同心、蓝绍河带着我一同散步。从军部西营门出去，穿过用灰礁子（石灰水兑炉灰碴子制成的大块方砖）堆砌的南工房，拐弯抹角,顺着通信营围墙来到了人民公园。这一天，气温似乎异乎寻常的宜人，所以人也平和了许多。杨参谋讲了他家的不幸：父亲去世，妹妹和她未婚夫去赶集，又被拖拉机给轧了，家里需要钱，所以一发工资就得往家寄钱。路上碰到了一辆吉林牌照的卡车，我去攀老乡，杨参谋说：“不要随便搭葛老乡，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蓝参谋也讲了他的故事：他原是空38师的歼6飞行员，本来飞得挺好的，可是飞到双机编队科目时，老是找不到长机。“他们说我转弯时掉高度，我不认帐，但一飞起来，明明是瞄准了长机，不知怎么搞得，长机老是往高处飞。老子还有意带了带杆，还是低200多米！”蓝参谋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没得办法，停飞！该死该活屌朝上！”原来，蓝参谋和他的哥哥蓝绍生从四川万县一同当上飞行员，哥哥在空34师驾驶伊尔14型运输机。在家乡，兄弟双双参军而且还当上了飞行员，这是举世轰动的大事，老人倍受当地政府的优待，也更被人们羡慕和尊敬。

    散步回来，离熄灯还有一些时间，我到军部图书馆去了一趟。图书馆里人很多，都在忙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大部分人在看周恩来总理的生平画册，或是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画册。我找了一本《科学社会主义》，并找图书管理员1975年浙江兵小王同志办理了借阅手续。回到司令部楼三层宿舍大约九点半，洗漱完毕我就躺在床上看书，想通过看书催眠，但一直没有睡意。航行译报组长张晓纯有点不高兴了:“小杨，快熄灯吧，已经超过熄灯时间一个多小时了！”我看了一眼闹表，十一点零五分，便拉灭了电灯，心里盘算着第二天要早起跑步。树上的知了还在吱吱叫个不停，愈加惹人心烦意乱，大约十二点以后，我才昏昏沉沉进入梦乡。我做了一个梦：在老家敦化县城……，骑着一辆摩托车……，横冲过马路……，撞到县邮电局的围墙上……，并发出了一声巨响……。

    地震前夜的唐山，万籁俱静……。

    二、  地震

    前边梦里说的一声巨响，其实就是地震！很快，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确切地说，地震我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地光，没看到；什么地声，没听到；什么地动，没觉到。除了和梦里吻合的一声巨响外，我统统不知道。这就是说，我在梦乡中直接走向了死亡！那时，我没有记忆，没有思想，没有感觉，没有痛苦；前途似乎是一片光明，面前似乎是一片坦途，心理似乎是一时满足。我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是长久的幸福，还略带一点遗憾，遗憾的是摩托车撞坏了须赔偿。如果我这时真的死过去，那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没有牵挂，没有痛苦，没有悲伤。

    但是我没有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了。幸福感顿时消失，窒息感迅速袭来，几乎要把整个人给憋死了！现在想来，百万人口的城市倾刻之间夷为平地，当时唐山上空究竟是怎样一种景象？楼房倒地，尘土冲天，据说400倍于广岛爆炸原子弹的当量数。我摸了摸床，很硌，好象是砖头瓦块。床上怎么会有砖头瓦块呢？是梦。是梦，撞坏的摩托车就不用赔了，我庆幸。但窒息感未减。情急之中我撕开了蚊帐，坐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于是就有了一种舒服的感觉。我四处望了一下，漆黑一片；侧耳倾听，死一般寂静。是梦？不是梦？我一时也弄不清。这时只见黑暗中有一个影子在晃动，似乎作爬山状。房子里怎能有山呢，是梦，还是梦！我还坐在床上发傻，一时有了头痛的感觉。用手一摸，脑袋有些发黏，咦，脑袋怎么了？肩膀疼起来了，耳朵疼起来了，腿也疼起来了。大概我发出了一丝痛苦的呻吟，那个爬山的影子喊我：“小杨，快跑，地震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影子是同宿舍的老兵译电员卢立军。

    我翻身下床，却把脚扎了一下子，便说：“等一下，找双鞋。”“找什么鞋，快走！”其实我也没摸到鞋，三双鞋全部被床帮压得死死的，根本抽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作爬山状，爬上了一个砖头瓦块堆成的“小山”。我喊道：“小卢，往右拐，那边有楼梯！”卢立军道：“哪还有楼梯呀，你跟我爬吧！”于是我跟着卢立军盲目地爬行起来。也不知爬了多久，爬到了一个平坦的去处，我们都站立起来，影影绰绰看到前边有一排大杨树。我说：“小卢，咱俩往前走，顺大树出溜下去！”卢立军说：“往哪出溜，咱们已经到地面了。”到地面了？我怎么没有下楼的感觉呀？这时我再回头看我们的三层楼房，竟然没有找到楼的影子。我和卢立军只穿着裤头背心，光着脚丫子站在楼前小道上默然无语，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小车班，走到了西营门。当班执勤站岗的北京同年战友赵文达穿着大衣，扎着武装带，背着子弹袋，抱着半自动步枪，楞楞地看着我们俩，半晌才冒出一句话来：“我差一点叫门柱子砸着。”这时我才看到，砖石结构书写“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高大营门柱子已经摔倒在地，围墙也倒了。向营门外街上了望，一望之内，除了大树没有站立的东西。

    本来这班岗是尿床的王清建站的，王清建应该站到四点再叫赵文达起床站。鬼使神差，王清建三点半就把赵文达叫起来了，赵文达刚刚岗哨就位就地震了。而王清建此时返回宿舍还没有走到床位，就被砸死在走廊里。这是震后挖尸体时判断的。

    唐山地震时，警卫排班长盛树山在西营门站岗，战士赵文达在东营门站岗，赵文达担心老班长出事跑到了西营门。强大的震波把空六军唯一的见证人摔得死去活来。当时我们都在睡觉，地震过程知之甚少。而盛班长却露天站岗，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尽管穿得很多，还是被折腾得鼻青脸肿，还险些被巨大的门柱子砸着，因为他们得抱着枪，枪是不能离手的;因为他们还背着子弹袋，子弹袋也是不能离身的，这些都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但见大地在颤抖，空气在燃烧，面对世界末日来临的惊恐，两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经受着无情的煎熬！30秒，刘翔跑110米栏可以跑个来回，约翰逊跑100米能跑三趟，120公里时速的汽车能跑1000米，歼六飞机巡航飞行能飞7500米，地球自转13公里！而这两个小伙子却在原地被掀翻、爬起，又掀翻、再爬起。面对的是翻江倒海，想到是天塌地陷！这30秒钟，对于盛班长来说，不知何时完了，几乎是整个漫长的人生！

    静极了，一点声音也没有，没有人呼救，更没有人哭叫；天黑极了，只能看见大树，别的什么都看不清；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看，都倒了，都平了。没有光亮，也没有看到哪里着火，更没有看到哪里冒烟。我忽然又觉得头痛，而且脸上有东西在流淌，我说：“小卢，我受伤了，咱们到二五五医院去吧。”卢立军说：“我也受伤了，可哪里还有二五五医院哪，地震了！”卢立军头脑是清醒的，而我心里还在嘀咕：空六军地震，陆军二五五医院还地震吗？但没有说出来。卢立军毕竟是老兵，他说：“小杨，咱们回司令部楼救人去吧”。我们逃出来的比较早，到此时还没听见有人呼救。

    三、救人

    西门岗离司令部楼不远，我们俩很快就回到司令部楼。先是听到有呻吟的声音，我和卢立军讯问：“有人吗？”、“有人活着吗？”这时才有了大声的求救。我们寻着声音爬上残墙断垣去找求救的人，这个人是军务处保密员熊模海，四川人。好象床板压在他身上，但又不象是钻进床下，不知地震时他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总之非常难挖。没有工具，手指甲劈了，手指头也磨出了血，一直到天大亮才把他抠出来，他伤得很重。他问：“这是怎么了？”我说是地震了。他又问：“只有我们军部楼倒了？还是整个唐山？”我说:"好象全倒了。"他问：“毛主席知道吗？”我说：“可能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知道还是不知道。”说着，我把他背到小车班门前的篮球场。

    这时只见一位首长模样的老人站在小车班门前吉普车旁，高声喊道：“谁是司机？有没有司机？谁会开车？”只见一个满脸是血的战士动作缓慢地爬上了一辆吉普车的驾驶席。原来这位首长就是空六军李建民副政委。39年后，92岁高龄的李副政委说：我叫任鸣同志开车把我送到机场，想用那里的设备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灾情，没想到走到半路被一个手持手枪的“民兵连长”给截住了。他用手枪对着我的头，叫我下去，把车留下。我说：“老子是到机场向毛主席汇报灾情的，耽误大事你能负责任吗？赶快给老子滚开！”

    熊模海说：“冷，冷啊！”我说：“你稍等，我去找被子。”便又回到司令部楼。这时我才真正地看一眼我住的司令部楼，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中间是走廊两边南北双向房间结构的楼全塌了，瓦砾堆只有一房来高！为什么倒得这样彻底？原来，军部营房是1969年组建空六军时从唐山地委借的，是大跃进年代用手托坯砖垒的墙，多年风化，许多砖头都酥了，每层的楼板都是水泥整体浇筑，最后压上房架，这种楼不倒才怪呢。因此，震前已经开始筹建新军部的工作，并在唐山机场军部生产队的位置备料，防化连抽调了一个排的兵力看护料场。不仅司令部楼倒得这样惨烈，我爬上废墟，放眼看去，视线所及，一望无垠，差不多所有的瓦砾堆都一房来高。我想起了头天晚上散步时看到的大片大片由灰礁子砌的工房，此时可能也完全粉碎了吧！这时，太阳出来了，原本辩不清方位的我，脑子一下亮堂起来，于是就有了找到北的感觉。

    废墟上已经有了许多人在用手扒人，四处也有了求救声和此起彼伏的应答声。再看我的房间，真是吓了一大跳，这居然就是我能死里逃生的地方吗？真要感谢房间里一个大调度桌。原来，我住的是一间朝向南面的正房，房中间靠西墙处有一个四边可以站人的大型航行调度桌，它比一般的写字台要高，上面是铺着航图的标图桌，下面是柜子和抽屉，非常结实，里边的隔板都是九重胶合板制成（1980年新军部建成后，我还用这个破调度桌的隔板制作了两块三角板和一个量角器用于指挥引导教学和日常工作，目前还在唐山航行科使用）。由于设备更新，就放到了我们宿舍，放到这个位置，朝向谁的面就归谁使用。调度桌南面靠窗户住的是航行译电员刘晓忠同志，他在航行译报组值夜班；调度桌北面靠门住的是航行译报组长张晓纯；房间东侧靠窗户是我，我和刘晓忠中间靠窗户有一张写字台；我的床北面隔一个床头柜是卢立军，一根房梁正压在调度桌上，这就是我和卢立军不死的直接原因；尽管如此，调度桌还是被砸裂了。整个楼房是向南偏东方向倒下：北墙向南倒，压在张晓纯的床上。西墙向东倒，压在刘晓忠和张晓纯的床上。南墙和窗户向南倒，倒向楼前地面小道上。东墙向东倒，并留下一米多高的断墙，正好承受房架子，把我和卢立军闪了出来。地板西侧断裂并下沉。还有一点很特别，就是整个楼房的房盖都压在瓦砾堆上，唯有我这个房间的房盖甩了出去，所以我和卢立军能够从瓦砾里走到楼前小道上。大概是我们房间为整个楼房的中间位置并且正对着楼梯的原故。再看我的床，床帮全部从床腿上断掉，齐刷刷地压住了三双军鞋。开裂的调度桌抽屉里露出了几个青苹果，是刘晓忠的，这才意识到饿了，便三口两口吃掉了一个。刘晓忠是高干子弟，抽屉里经常有存货。

    在我床铺的位置，费了很大劲拽出了我的被子，然后把它送到篮球场给熊模海盖上。球场上已经有了一些人，横躺竖卧，都是伤号。熊模海十分痛苦，还有些神志不清，嘴里念念有词：“毛主席……毛主席……知道吗？”我迅速赶回司令部楼去救张晓纯，但连叫了几声没有动静，我想肯定完蛋了。谁有回应就去救谁吧，就奔一个声音去了，这个人是高炮处副处长孟凡为。往外挖他倒是没有太费时间，伤势不算太重，但不能走路，还需我背他。背上了，怎么也挺不起来，这时才发现我还光着脚丫子，吃不上劲。我四处看了一下，居然有一双大头鞋，我穿它再背人时，脚下舒服多了，从废墟上走下，如履平地。到柏树墙时犯了难，因为只有一个小空儿，钻一个人尚可，背一人根本钻不过去，于是，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开辟大了一点，这样，孟凡为趴在我身上，我们就从树洞顺利地爬了出去。我把孟凡为副处长送到篮球场，叫他和熊茂海并排躺着。这时，我的被子已经叫熊茂海的鲜血染透了，而他也已经不再念念有词了。心想，这床被子可能洗不出来了，就又返身奔回司令部楼继续救人。

    司令部楼明面上的伤号基本上都被救下来，现在呼救的声音都是从地下似乎是很深或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寻着声音开始掀瓦救人，一个微弱的仿佛很远处传来的声音说：“不是这，不是这……”我移动着位置，并不停地问：“是不是这？对不对？”终于定准了位置，这个人是司令部机要处副处长朱正兴。我开始掀瓦，拆房薄板。这时，一次较大的余震发生了！用天摇地动来形容似乎还不能表达它的惨烈：废墟上的房梁、窗框、砖石、瓦块的撞击声和磨擦声响彻一片；大树无尽地扫动，就像疯女人甩动着长发；废墟在不停地降低高度，好象马上就要沉过地平线，我的心一下子就没了底！求救声和惨叫声愈演愈烈，有的声音由大变小，那是被不断夯实的废墟压得越发喘不过气；有的声音由小变大，那是神志清醒的伤员惊恐万状的嚎叫。朱正兴没有出声，我想，坏了！我就喊：“首长、首长，您怎么样？”朱正兴呻吟着没有回答，我意识到他还活着，于是加快了挖掘速度：揭瓦、起房薄板、拆天棚石灰条子，这时露出了纹帐，正好是朱正兴脸的位置。我说：“首长，把眼睛闭上，我要撕蚊帐了，别迷了眼睛！”说着，把蚊帐撕开了，露出了一个中年人的脸，我把他脸上的尘土掸了一掸，他睁开了眼睛。他说：“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我给你请功！”我说了我的单位和名字，然后说：“首长还得把眼睛闭上，我开始扒你身上的东西。”这时朱正兴才意识到，他除了脸露着外，身体其他部分还全部在重压之下。我按照已有顺序扩大范围：揭瓦、起房薄板、拆石灰条子，最后终于把朱正兴抠出来了。身体失去重压后，朱正兴想起来，但却动弹不得。我把他拽出来，似乎没有大伤，只是受压时间太久了，他活动了一下手脚，都能动。我想把他背下废墟，他不依，说我不能离开这里，这里有密电码，有党的机密文件。我心里一闪念：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译报组还有密电码呢。我说这里太危险，不由分说硬把他背到了篮球场。

    这时发现篮球场已经有了帐蓬，好象还有隔壁住唐山地委招待所地方的同志也在这里。我把朱正兴按下，但熊模海不见了，我的被子也不见了。孟凡为副处长面无表情地说：“死了，裹走了”。这时老天下起了大雨，非常大的雨，天好象漏了一样。帐蓬外边有几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雨水洼里，我说怎么不抬进来呀？有人说，死的，刚抬出去。孟凡为轻声说：“小伙子，帮我去看一下我的老婆和孩子吧，就在挖我的地方。”我和卢立军又向司令部楼方向跑去。这时一个中年妇女把我和卢立军叫住：“小伙子，别乱跑，你们也是伤员哪！”我乖乖地坐在这位漂亮阿姨的脚下，一时一种母爱沁我心脾！这时一阵倦意袭来，肚子也觉得饿了。

    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副军长曾广富的夫人、空六军政治部群联处干事徐同联。她用红药水在我受伤的头部、耳朵、肩部、腰部、腿部等明显出血的患处乱涂一气，因为我浑身都泥砂，又被雨水和汗水冲成了条条沟壑，很难分清伤口的位置。最后，她又拿军用急救包把我头部较大的伤口包上，这样我俨然就是一个伤员了。我要走，她又把我拦住说：“快吃点大饼。”这时才发现，有几个白面袋子敞着口，里边装着大饼。大饼是热的，口袋里边还有一张八开纸红字印刷的《慰问信》。一看才知道这是河北省沧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紧急运送灾区的食品，而且是最早到达灾区的。心头一时发热，涌动了当时最贴切的一句话：“毛主席派人来了！”我吃了一块大饼，又返身回到司令部楼。发现朱正兴已经回到废墟上了，他穿着长袖军装，一动不动地坐在废墟上。我说：“首长，这里危险，快下去吧！”他说：“不行，我要看守密电码，我要保护党的核心机密，我要等部队救完了人来挖。”

    这时卢立军从孟凡为的住处过来了，说：“不用再去挖了，露出一条白腿，已经凉了，还是救有动静的人吧。”我们到指挥所去救刘晓忠，但指挥所楼塌得更惨，刘晓忠一动没动地被砸死在被窝里。因值夜班的人少，完全没有自救能力。震后清理遗物时我负责拆洗他的被子，小半条被子都是血渍，热水洗、凉水泡、搓板搓、刷子刷，可缝被时还能看见血痕，而且还有血腥味，这是后话。更大的余震又发生了，我们站在废墟上简直是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好在很快就过去了。

    这时战勤连标图员同乡战友周广林、孙晓华出现在废墟上，见面就问：“你活着？！”“你还活着？！”一时语塞。他们说，战勤连的文书同乡战友吕德军死了，尿炕的王清建死了，标图班长也是新兵连我们六班长李庆杰死了；招待灶陈洪斌刚出来，趴在招待所门口，可能够呛。他们俩不知从哪弄来了啤酒，我不管不顾地牛饮起来。其实这是错误的，当时如果有内伤，一喝水必死无疑，真是天不灭曹。 

    身穿整齐、干净军装的陆金波也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是来找敦化老乡下落的。他为什么这么整洁？原来他们通信营二连到遵化机场外训，夜里紧急集合搞拉动，是在行军途中发生的地震。所以地震的事他们全然不知，他们只顾向预定目标通信营营部进发，准备回来吃早饭。这时，天快亮了，进出唐山市的路上有了逃亡的难民，使他们大惊失色。当部队开进唐山市的时候，这群战士彻底惊呆了：但见唐山市一座站立的楼房也没有，经打听才知道是发生了地震。于是他们开足马力赶回军部救人，但太晚了，通信二连那群花一样的女兵已经血肉模糊陈尸废墟之上！

    空二十四师、空三十八师等救援部队到了，我们告诉他们哪里可能有人，哪里肯定没人，就又回到房间位置喊张晓纯。这次只喊了一声，他居然就答应了！我们迅速定位并开始挖掘。张晓纯床的位置是两面墙都倾泄砖石的地方，埋得很深很深，既有砖瓦又有铁丝，还有板条和钉子，抠了有两米多深吧，才从一个小洞里看见他。我们说你先喘口气，我们扩大一点出口再拽你。张晓纯说：“不用了，我看能出去！”只见他“噌”地从地里窜了出来，我们都惊呆了：求生的欲望把什么都变成了可能！但很快他遍体都渗出血来，这是逃生时被划伤的，一时惨不忍睹。地震以后在洗澡堂子就能判断出哪个人地震时的状态：浑身溜光水滑的不是新调来的就是出差躲过的，满身顺茬伤的大都是逃生划的，重伤的都是被人挖出来的。再说我们大家正发愣，他劈头盖脑说了一句话，把我们给造懵了：“太不象话啦，七十二团飞夜航怎么把军部大楼给撞倒了！” 

    这时听到有收音机的声音，寻声过去，我问道：“有人吗？”一个声音应道：“救命啊！”原来这是司令部通信处参谋程秀文。他没有受伤，但困在一个很恐怖的地方，上面是水泥板，站不起来，四外都是东西，动不了，靠南有一截矮墙，但没有出口。来一次余震，空间就小一点，这种地形条件不知困死了多少人，即使没有伤，巨大的恐惧心理也可以把人吓死！里边的声音高叫着：“快来人哪，救命啊！”我们一面安抚着：“别着急，我们一定把你救出来！”一面从他上面的废墟上撤东西。但面对那块水泥板，我们无能为力，连个缝都扦不开。我们越着急，里边的嚎叫声越大。声音越大，我们越得施救，如果没声音了，或许也就放弃了。这时，有人找来了一把大锤，终于在矮墙上砸开了一个小洞儿。幸亏是砖墙，如果是水泥墙，我们无论如何也砸不开！程秀文从小洞眼儿爬出来了。我说：“我背你吧。”他说：“不用，我没有伤，自己能走，咱们一块去救别人去吧！”

    大部队来了，航空兵部队、雷达兵部队、导弹部队、高射炮兵部队，都来了，都是穿蓝裤子的。但他们只扎着武装带，斜肩背着军用水壶，没有带任何工具。废墟几乎承受不了这么多的救援者，我们这些伤员就撤到安全地带。我到东西院门洞东侧招待所找到了同乡战友陈洪斌，他只穿一条裤头像蛤蟆一样趴在地上，后背、腿的后部，总之所有的后面迎面全都淤了血，青紫色。他见了我就说：“渴呀！渴……”我说：“有啤酒你喝吗？”他说：“已经喝了两瓶了，不解渴。”我说：“你稍等，下面部队来人了，他们都背着水壶呢。”原来这场大地震彻底摧毁了唐山市所有的水、电设施，毫无防备的唐山军民，连一滴水也没有储存，后来的几天全靠凤凰山公园泳池里的脏水救命了。我跟陈洪斌说完，转身经过操场向西院首长平房南边跑去，因为我看见了一些斜挎军用水壶的人。没有想到，居然意外地见到了空三十八师的小学同学战友张振普，一时激动起来。这还用解释吗？不由分说，劈手抢下水壶就往招待所跑。2006年再见张振普时，我说：“我还歉你一只水壶。”这是后话。再找陈洪斌时，只见到地上的血迹，却不见了人。我拎着水壶四外寻找，并高声喊着他的名字：“陈洪斌！陈洪斌！水来了！”旁边的伤员说：“死了，拉走了”。这时才注意到，操场上到处都是伤员，遍地都是尸体，一时还分不清哪些是活人，哪些是死人。废墟上一具具尸体被抬下来时，用军被裹上，捆上电线什么的，两个人就喊着“一、二、三”，扔上军车。我真的傻眼了！便顺手把军用水壶扔给了在陈洪斌旁边躺着的伤员。

     这时正值中午，滚烫的废墟上热浪袭人，一阵臭味飘来，原来是我耳朵伤口出血发出的臭气。我想，坏了，伤口要感染，不能让伤口晒着太阳。于是又回到我宿舍的位置，找到了军裤穿上，又去找旅行包，发现一位地方的妇女已经把我的旅行包拉链撕开，并放了一些她的东西。我问：“同志，这是这是你的包吗？”她说：“哦滴。”我心想真不诚实，便从裤袋里拿出钥匙打开了旅行包上的锁。妇女惊恐无奈地说：“你拿走吧。”我斜眼看了她一眼，心里说：你这种人怎么没砸死！取出我的棉帽就走了。戴着棉帽、穿着背心、趿拉着大头鞋，这是一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太正常了，也没有人说什么。唐德观副处长来了，他的腿受了伤，用两块木板条子当拐棍，支撑着往前蹭着。我们一同到译报组宿舍、干部宿舍和指挥所值班室，清点我们航行处存亡人数。这时在航行调度室又找到了蓝绍河，他大头朝下被夹在断裂的水泥地板缝隙中，早就死了。几名部队来的战士用电线拴住，硬是把他拉了出来。看他土灰色的脸，一脸的无奈，似乎还在说“没得办法，该死该活屌朝上。”唐德观说：“把手表摘下来吧，将来还给他的家属。”一个战士问：“你是干什么的？！”唐德观平静地说：“我是烈士单位的领导。”我们做好了标记，把蓝绍河的遗体捆好，装上了军用卡车。唐德观屈指算来：“黄升权、张三好、万景旺、张晓纯、卢立军、杨刚受伤；丁炳夫、杨同心、蓝绍河、刘晓忠牺牲了，万夫人和腹中的胎儿也死了，李永德之妻之子之女及阿姨都死了。”面对遍地尸体，大家面面相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似乎神经已经麻木。唐德观盘算着：“李永德处长、荀殿禄副处长、黄继诚参谋出差，也不知道怎么样？还有一个参谋李法成，对李法成，如果他在狱里能救人，戴罪立功，可能还会提前放出来。”原来，航行处还有一个冤鬼李法成，1975年底，公共厕所里出现了反标，战勤连一个标图员为了立功举报了李法成，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投入大牢。时至今日，活不见人，死不见鬼。

    呼救的声音渐渐没了，一辆军用卡车开到了朱正兴的面前，朱正兴指挥着几个战士开始向外挖铁皮保密柜、找密电码。大约下午六点左右，一场较大的余震突然袭来！废墟在跳跃，大树更加猛烈、更加疯狂地扫动着，拉密电码的卡车轮子在地面上左右横着大幅度蹭着，人更是站不住脚。我想抱住一棵大树，防止摔倒，但近在咫尺却怎么也靠不上去，就像在梦魇中一样。也不知震了多久，感觉时间在静止，末日已来临，心理几乎彻底崩溃了！。

     四、  一去机场

    唐德观对我和卢立军说：“你们两个到机场去吧，据说那边震得小些，市里太危险。卢立军带好杨刚，千万别走散了，千万别把小杨弄丢了。”惊魂未定的我们，登上拉尸体的卡车，站在驾驶员右侧的踏板上向机场驶去。司机是一位北京市救援队的老师傅。一路上，向城外拉尸体的车、向机场送伤员的车和向城里送救灾物资的车交织在一起，有些路段还被废墟堵死了，有汽车也有马车，鸣笛声、马嘶声、吆喝声不绝于耳。什么叫塞车，这就是塞车！现在一说哪里堵车，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这个场面。路两傍的楼房基本上都变成了瓦砾堆，还站立的楼房寥寥无几，即使站立的楼房，大都是有一面或几面墙倒塌，让人想到的是骨灰堂一样的格斗。

    那时建设路是一条新路，也是一条断头路，快到北头时路西侧有两座石头房，房子的东墙上一座写着“美帝”，一座写着“苏修”。我们每次步行路过都感觉这里住的是“美帝和苏修”，但再往前看，另一座石头房子的东墙还写着“打倒”。建设路到这就终止了，所以车辆进出机场都走文化路西北井。在西北井一带，车辆实在是走不动了，我们下车步行前进。一路上尸横遍地，有人正用双臂丈量着尸体的长度，然后按照这个尺寸就地挖坑，可能是家里没有劳力，就在空地上挖坑掩埋了。开始，尸体还都用被子或塑料布裹上然后再埋，但后来赤身裸体直接扔到坑里的也不在少数。地震那年的唐山市，重心偏在路南区，市区到机场有很大一块农田地，一条7.5公里长的机场专用线把机场和市区连在一起。我们看到，机场路边庄稼长势正旺，但靠路边的庄稼大都被朝向不一的新坟所毁；伤员车还不时地往下抛尸。这时天又下起了小雨儿，为了不让头伤淋湿，我始终戴着棉军帽。

    天黑时分，我们进了唐山机场南营门，卢立军去后勤仓库找老乡，我到了警卫连。连长徐立太、指导员周立平热情接待我，二排及六班的战士见我还活着，更是高兴的不得了。因为我在警卫连锻炼了三个月，刚离开二十天，感情是深厚而真挚的。我问连里有没有伤亡，他们说只有四班战士小陆到二五五医院住院没消息，其他无一伤亡，我听了很高兴！警卫连官兵都从平房里撤了出来，在操场边上的大杨树下支起了帐蓬。连里奉命接待唐山市交际处的外国朋友，并把帐蓬让给外宾住，许多战士一时还没有栖身之地，穿着雨衣站在树下。连长安排我吃上了热饭，并叫四班同年北京兵高单飞同志专门看护我。高单飞跑步过来扶我，说：“快来，刚好死了一个法国人埋到猪圈旁边了，腾出一个铺位！”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行军帐蓬，在高单飞的搀扶下，我在北边沿一个余温尚存的空位帖边躺下。高单飞穿着雨衣，抱着半自动步枪靠着大树坐下为我遮雨。他似乎在说着什么，疲惫不堪的我很快睡着了。感觉睡得很香很甜，感觉睡了很久很久。忽然我又被余震颠醒！躺着的我对这次余震感觉完全不样，是一种上下运动的感觉，好象把人向上抛起，劲很大，又把人拽下来──不是落下来，劲也很大。我“噌”地一下坐了起来，发现雨下得更大了。高单飞说：“别怕，没事，你太累了，快睡吧！”我说：“天快亮了吧？”他说：“你刚睡了不到5分钟，天亮还早着呢”。惊魂未定的我问：“房子倒了的话会不会砸到我们？”他说：“不会，离这还有一段距离。”我问：“大树倒了会不会砸着我们？”他说：“大树不会倒，大树盘根错结，不会。”我似乎还在想，大树哪有房子结实，很快又稀里糊涂地睡着了。良久，我被一片热闹的喧嚣声惊醒，睁眼一看天已大亮，是一个艳阳天。连里官兵正围着一个人问这问那，我爬起来一看，原来是在二五五住院的四班战士小陆回来了，他正讲着自己死里逃生和救人的故事。至此，警卫连无一人伤亡，这对连队的主官来说是莫大的欣慰。

     五、  回军部

     7月29日，我和卢立军约定早饭后回军部。我先来到机场南营门六班帐蓬，一是看看我们六班的战友，二是等卢立军从后勤仓库出来。四班副班长刘义当班，班里只留了两个人轮岗，其余都到市里救人去了。这时一个身穿睡袍的小胡子扛着一捆油毡纸从营门里向外走。刘义喝道：“站住！把东西放下！”小胡子操着浓重的老奤口音蛮横地说：“这都啥时候咧？！”刘义“哗啦”抖了一下冲锋枪，义正词严：“啥时候？啥时候也是共产党天下，啥时候也要有组织、有纪律……”话音未落，小胡子早把油毡纸扔下落荒而逃。唐山震后趁火打劫的事不时发生，这些，在我们警卫战士眼里早就有了一道警戒线。

    卢立军帮我用大头鞋与后勤仓库的一个战士换了一双不太合脚的胶鞋，因为大头鞋确实有点热，便和卢立军一起往军部走。一路上，头一天矗立的坟头，已经被一夜的雨水浇塌，形成了一个个长条坑。中午前，我们两人赶到了军部。太阳高照着，废墟里不时飘来难闻的气味，和我耳朵是一样的味，而我的耳朵更臭些。部队来救援的战士们经过一夜奋战，挖出不少人，死的、伤的都有，现在正向更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现在都说什么“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这是片面的，要看是多大的地震，像唐山这么大的地震，砸上了，就完了！挖出来也是死的；没有砸上进去了，72小时也死不了。不是有15天也没死的吗？那里也没有大型工具，挖掘只能靠手，有的战士军装早已磨破，露出肉来，有的战士在救人的过程中也成了伤员。尽管有了一些锹、镐、大锤之类的工具，但对于房架、楼板这些庞然大物来说，太无能为力了。任凭呼救声由大变小，看着被压在废墟底层的人默默地死去。唐德观说，万景旺伤得比较重，你们两个想办法把他弄到机场去，尽快离开唐山到外地治疗。

    我到宿舍位置,换上我自己的胶鞋。在抽屉里找到了一些照片,有的照片已经粘连了;还找到了一枝钢笔,这是我在西大楼花5块钱买的“英雄100”型金笔;加上我身上穿的千疮百孔的红背心,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这些东西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六、  二进机场

    我们搭车二进机场。这次没有去后勤仓库和警卫连，直接到了停机坪。在机场看到了一个“白头发眼镜”的小老头，正挥舞的拳头，近乎张牙舞爪、竭尽声嘶力竭地发号施令。这就是我们航行处处长李永德。地震时李处长在北京执行任务，他想方设法搭便机回到唐山机场后，立刻投入到救灾飞行组织和飞行指挥中去。在那几天去过唐山机场的人都记得，那是一种怎样的场面呵：空中，全国各地不同型号的飞机从四面八方蜂涌而至，飞行调配靠肉眼去看飞机；地面成千上万的伤号对天呼嚎，等待救命。由于他有效地组织了唐山机场的管制指挥，创造了机场日起降飞机最多350架次的纪录，也创造了两机最短间隔26秒对头起降的世界纪录。但此时，他还不知道市中心妻儿老小的死活！人们劝他回军部去看看老婆孩子吧。他说：“那里有组织，这里更需要我！”等最紧张的救灾飞行过后他回到家里时，得到的是一家四口已经遇难的噩耗。

    在机场还见到了我们航行处参谋黄继诚，他是陪同荀殿禄副处长下部队，从易县机场赶回来的。见到眼前悲惨的场面，黄参谋竟失声痛哭起来，本来神经已经麻木的我，居然也落了泪。

    当天我们没有搭上飞机，晚上就在停机坪上度过。停机坪上堆满了外地空运来的救灾物资，有药物、食品、衣服、帐蓬、铁锹、手电、暖瓶、雨具等等，几乎应有尽有，但不知为什么这些物资迟迟没有运进市区。天快黑了，我们用这些物资箱子堆成“房子”，铺成床，准备休息。辽宁抚顺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听说这有几名伤员，就凑了过来。原来，机场里还有不少外地救援的医护人员，不知为什么也没有进城。一位女医生说：“一定注意，千万不能得破伤风！”说着还给我拿了一支注射液，嘱咐明天到了外地一定打上；后来到了北京也没用上，这是后话。警卫连的战士发现我在这，立刻报告了带班的二排长何成良，见何排长过来，我立刻跑过去报告。何排长问我需要什么？吃不吃东西。为了防止夜里有突发事件，黑灯瞎火地看不见，还送给我了一只手电筒。这只手电筒和那支注射液，我一直保留到今天。我时常把药水拿出来看，久而久之，药瓶上的字迹就磨没了。

    今夜星光灿烂。由于整个唐山都没了灯火，这天晚上的星星格外明亮。我们躺在物资箱包上，仰望着天河，熬到了天亮。

    第一架飞机的马达声传来了，第一架飞机降落了。按往常飞机不关车装上伤员直接飞走，但今天不行。因为今天中央慰问团陈永贵副总理带着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来唐山。当时所有的飞机都没有准确的飞行计划，也没有准确的预达时间，为了防止飞机空中相撞，保障专机飞行安全，运货来唐山的飞机降落后一律在专机落地后再起飞拉伤员走。在李处长的安排下，我们早就登上飞机了，并吩咐我们：“千万不能把万景旺弄丢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否则你们也别回来！”快关舱门的时候，警卫连战士高单飞喊我：“到外地以后，按照这个纸条给我家写一封信，不须长，就说我平安无事即可。”说着塞给我一个小纸条。这时，又有人把一个婴儿顺便递了进来，襁褓里是一个眉清目秀未满周岁的女婴。

    这是一架苏制伊尔14型客机，理论上讲可乘34人，但在这非常时期，究竟上了多少人？可能机长也不十分清楚。机舱内，两侧折叠铁制椅子上坐的是轻伤员，中间地板上横七竖八床板上躺的都是重伤员。万景旺就躺在床板上，这主要是为了防止骨折的部位不再错位。想想刚才抬万景旺床板登机时，送伤员上飞机的人都争先恐后，要不是李处长维持秩序，他真的有能从床板上滚下去！因为飞机没有梯子车，也没有舷梯，大家愣是连人带床板一起举上飞机。机舱内越来越热，空气越来越混浊，主要是伤口化脓的臭味。女婴在我怀里也痛苦难忍地哭了起来，看着这个没爹没娘苦命的孩子，从未抱过孩子的18岁的我一时不知所措。一个女同志说我来抱吧，女婴顿时就不哭了。有人有气无力地说：“打开冷气吧！”机长出来解释道：“我们要节约航油，因为往哪飞我还不知道，防止飞不到目的地。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时，舷窗外一架波音707飞机着陆了，我看着它滑行，滑到了停机坪。舱门打开了，一个裹着头巾的农民模样的人从飞机走下，旋即乘车离开机场。事后，警卫排的赵文达说：“我跟陈永贵握手啦！原来以为是一双老茧的粗手，没想到他的手是那么柔软，那么细敷，那么......”。飞机在抖动、引擎在咆哮，我们的飞机起飞了！飞向哪里？谁也不知道，反正是要离开灾区，到外地去治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