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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4年在高中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而且是我们高66届的班长。参军入党是我们那个时代年青人所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因而，刚到部队不久，还在江西向塘基地时，我已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
我生长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在1951年土改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是本大队贫协主席，兼第八生产队的队长，我的姐姐也在1964年参加“四消”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时入了党。我的养祖父林水柏是1929年跟着朱毛红军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被编在红军34师，在一个连队里当文书，在2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中，为掩护红军主力胜利渡过湖南湘江，最后血战湘江，战死在湘江之畔。祖父的妈妈，一个农村缠脚的老太婆一道同我父母生活在一起，直到1947年才过世。因而，我们家解放后，也享受到革命烈士家属的待遇。而直系亲属中的舅舅，也是共产党员，其父亲也在1929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我的外祖母除了生下我的妈妈外，舅舅却是遗腹子，外祖父去参军后，仅回来1次，后来直至解放后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所以解放后，舅舅同一部分烈士的子女，很早就被选派到北京，参加烈士子弟学校的学习，他们这部分人学成归来后，大部分担任了地方上的科局长,因而文化大革命中无形成了“走资派”，属于被打倒的对象。我就是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里，深知出身不由已，表现靠自己，因而在部队时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并在江西向塘时就报名参加了部队组织的抗洪抢险队。到了河北故城又被组织派出与三连副连长周扬群，参加地方上的三支二军工作。我也知道连队党支部指派我们班长、战士支委卢益通同志作为我的入党帮教人，进行一对一的培养教育。可是，由于地方上的派性作怪，当组织上发信调查我的家庭情况时，却得到地方上掌权人派性作怪，将我父亲写成是“国民党员”，再加上舅舅是“走资派”，在那过去很讲阶级路线的时期，首先政审就过不了关，因而入党问题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好在我们通信营党委对我的入党问题非常重视，当时通信营教导员党委书记为王思恭同志，后来调唐山场站任政委，他为人正直、正派、党性原则强，强调实事求是的作风，不听信地方上的派性的调查证明，特地指派通迅三连副指导员候国智同志，利用出差机会，专门到我的家乡福建龙岩县西陂大洋大队进行了亲自调查，最后还原了我这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儿子的清白之身。于是在1969年我便在九大后进行的“吐故纳新”教育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而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一直培养教育我的班长卢益通同志。可惜他本来是干部的培养苗子，由于未婚妻是家乡国营盐场场长的女儿，在当时也属于“走资派”的女儿，在部门提干，就要宣布脱离关系，另寻对象。他不忍心抛去自己心爱的人，在留队提干与选择爱人的二条路中，他选择了后者。所以在1970年退伍名单中，就有了老班长的名字，老班长不光是全空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而且在待人接物，处理事情与战士打成一片，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上，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我部队生活中的启蒙老师，我终身不忘他对我的帮助和教导。另一位入党介绍人是我的排长黄自更同志，他对我的教导与影响深深地感动着我，以至于今年5月份，我同吴勇等战友还专门跑到湖南长沙市去探望我的老排长黄自更同志。而当时连队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是郭苒田同志，可惜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因他爱人是教师，利用暑假带着两个孩子去唐山探亲，住在军部招待所，不幸被7.28唐山大地震夺走了全家生命。
当空六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于1970年4月13日在唐山军部大礼堂召开时，我作为连队选出的战士代表，又是新党员代表双重身份有幸参加了空六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由于大会主席团的建议，我还荣幸成为党员群众代表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第一天的大会中，坐在主席台上听取报告。这是我政治生命中十分珍惜的一次会议，也是我人生起步的第一个脚步。部队的教育，组织的关怀，领导和同志们的热心教导，是我们个人成长进步的力量源泉。虽然离开了他们多年，我仍然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怀念着部队那无私的教悔和无忧无虑的血熔于水的亲密无间的感情。入党也是我从军经历中关键重要的一步，是我从一个无知的青年，逐渐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他让我终身受益匪浅，终身难忘。我永远记住入党的誓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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