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81年6月芦山县公安局的全家福照片，那时候全局就这么些人，其中有19位同志是部队上下来的，中间那个戴眼镜的是局长，山西临汾人，南下干部，里面有7位同志都已经不在了，现在还没有退休的只有4个人了，而且3个都不在芦山县公安局工作，芦山县公安局现在的民警已经达到150多人了，第3排右边第1人是我。

    1978年6月,我从邮电局报房调到芦山县公安局治安股来工作的,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许多往事仍然深深地印在脑海里，闲时思念起来还是感到那么的亲切和温馨。

   当时的局长高德宝，教导员张志明（那时的公安局还未设政委职务），他俩都是从山西南下的老革命。因为被县委抽调农村“三分之一”工作队，局内的日常工作由副局长赵德铭同志主持，全局有29个人，那时都称公安人员，不称警察。只有派出所民警才着制服，其他同志平时都是便衣。

   秘书股（也就是后来的办公室、110指挥中心），秘书胡明清是成都下放芦山的知青，是个女同志，也是刚刚从县总工会调入公安局工作的，成员有刘会蓉（女）、李再洪（司机），年底的最后一天武晓萍同志参加工作也在该股上班，刘会蓉管理总务，负责全局人员的工资、档案及后勤，还要兼任打字员的工作。

   政保股股长杨显贵，副股长孟久卿，成员师维康，后来从粮食局调来了杨名光。

   治安股是个大股，共有十个同志，股长乐庭周，副股长袁永宁，内勤高正辉，苟文彬在玉溪河水利工程干保卫，还有杨名旭、孙永清、向廷坤、唐玉麟、汪喜康和我。

   袁永宁、孙永清、汪喜康、向廷坤和我为刑侦组，主要负责全县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1980年1月1日刑警队成立，仍然还是我们五个同志在一个战壕里面工作。

   预审股股长黄远福是个西南政法学院的老牌大学生，非常有水平，工作能力特别强，成员有吴文松、吴必强两个同志。

   看守所只有李志明同志一个人负责，吴正富同志当时还是临时工的炊事员，后来宋天水由粮食局调入任看守所所长，他是在1960年我们这里的宝盛叛乱之后被调离出公安局的，因为他当时在那个地方，但公社的党委书记和县里派去的工作组里面有好些同志都被土匪杀害了。

   消防股股长樊俊章，成员张锡铭、姜川，后来自来水厂的姜川齐也调入该股工作。

   太平区公安特派员是黄凤文同志，他后来到预审股接替了黄远福的工作，黄上调省城去了。

   四川公安校分来的刘兴华、张志贵被县委抽调农村“三分之一”工作队工作。

   下半年两名军转干部来我局工作，赵廷荣任副教导员，何德全到芦阳派出所工作。

   年底向此义同志因落实“右派分子”的政策，也到看守所工作，他原来是国民党的老兵，系解放前夕的起义人员，后来又留任县民警中队继续当兵，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成了右派分子的。

   芦阳派出所所长陈德润，治安民警余寿忠，户籍民警汪喜康。

   1978年的芦山公安局就是由这些同志所组成的，在以上同志当中，有三分之二都是从部队上下来的老兵。

   那时候的工作是从来就不分你我彼此的，只要是工作需要，大家都会自觉地去干，甚至是不用叫就会主动的去了，而且互相配合得十分默契，因为谁也不甘落后，那时大家都住在四面八方，又没有电话，但是，只要一要情况，同志们就会不请自到，如果是没有参加到的，他会感到非常的内疚和不安，我想这就是讲政治，这就是凝聚力，这就是团队精神，这就是信仰，这就是无往不胜的基础和保证！

   当时全局只有一辆北京212吉普，那可是个宝贝疙瘩，一般是不能动用的，就连局长都坐的很少，还有一辆东海750三轮摩托，但是被宝兴县公安局局长给撞坏了，所以也极少使用，全局还有三辆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在响的自行车，政保股一辆，治安股两辆，你可别小看这三辆破自行车，那可是三个股长的心肝宝贝啊，别人是不容易骑到的。

   那时全局连个保险柜都没有。治安股一个破木柜就存放着各式各样的枪支弹药，那时的装备非常差，什么枪都有，大家配发的都是什么“柯尔特”、“强力式”、“二十响”、“二把盒子”、“三把盒子”、“1、2、3号左轮”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只有少数的老资格同志才可以配发五四式手枪，柜子里还有一只“掌心雷”手枪，握在手里别人都看不见，非常袖珍，但是只有一发子弹，基本上没人用。局长是公安枪，和今天的“六四式”差不多，是7.65毫米的口径，枪身较厚，工艺粗糙，一点都不美观，我当时配发的是一支强力式手枪，还算是不错的了，刘兴华是个女同志，都是配的一支梭板二十响加快驳壳枪，德国20响加快驳壳枪也叫德国罗汉，梭板加快好像是日本产的，因为这种枪在女同志的手里显得有点大了，她那时候还是个姑娘，我说她拿着盒子炮就好像是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书记，所以她只要是一提着枪我就叫她韩书记，于是，她就不好意思再带这支枪了，成天锁在柜子里面，时间一长就锈迹斑斑的，都成了黄枪了，哈哈！

   公安局大院内还和人民法院共同办公，他们有三个办公室，院长王连勇，副院长罗宗明，秘书杨跃凤，我们的老公安处长何润修同志当时还是审判员，那时候还没有恢复检察院，批准逮捕都是由公安处来负责把关的，我们两个单位加在一起也不过才三十几个人，但大家都相处的很融洽，工作上从来不分彼此，配合相当默契，休息的时候大家常常在一起聊天、喝酒、打平伙【就是大家凑钱吃饭】、下棋、打牌、贴胡子画花脸的非常温馨，两个单位加起来都没有一台电风扇，院子里面有一颗柑子树，虽然酸的没法吃，但是，还得由秘书股统一分配，不管是谁，都不能多吃多占，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人与人的关系十分友好，上下级关系非常真诚，工作生活都非常愉快，至今大家都很留念那个艰苦的年代，想起来真是倍感温馨，其乐融融。

   那时的执法环境非常不错，只是工作条件十分艰辛，使我想起了一个顺口溜“办案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防范基本靠狗，取暖基本靠抖”，这便时那个时期的真实写照。记得一次大川供销社被盗，我和几个老同志冒着雨走行了一天才赶到现场，又冷又饿又累，一百二十里山路走了整整一天，还两头不见太阳，谁也没有一句怨言，就像当年老红军在长征一样。还有一次袁永宁同志用那辆破东海把我和孙永清送到玉溪河，次日凌晨一点钟，我和老孙同志翻越镇西山，步行到邛崃县城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了，我们顾不得休息，每人花了两角钱租了辆自行车，就下乡查案子去了，那时候下乡办案要是能搭上个手扶式拖拉机，都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如能搭上个货车，哪怕是坐在货箱上面，也会高兴的不得了。

   那时下去案子不破是不敢回来的，生怕碰见局长问起来不好交代。下乡办案的吃住全靠和自己关系好的人民群众来帮助解决，记得在宝盛的岩盐口破案的时候，半夜三更的，小伙子姜川爬起来坐在床上哭，原来是他被跳蚤咬的受不了，他被咬得都不敢睡觉了，还一边哭一边说：“老子的政策是，逮到跳蚤是一定要整死的。”逗的大家都爬起来哈哈大笑，老同志们说从前老红军把虱子叫做革命虫，我们今天也把跳蚤叫做革命虫，常在乡下跑，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哪能没跳蚤，你以为是在大城市的旅馆啊！那时候我们每顿饭还要付给房东两角钱二两粮票，那时候外出办案下一天乡可以领取两角钱和二两粮票的补助，那时的工资不高，一天补助两角钱二两粮票也是非常欣慰的事情啊。

   不过如果是情况特殊的话，现委办公室也会派书记坐的专车给我们用用，那是一辆很破旧的天津牌吉普和一辆前苏联的华沙牌轿车，这辆华沙破破烂烂的常常抛锚，如果是下雨天，驾驶员开车时还要戴斗笠呢，因为车实在是太破了，里面要漏雨，就是这样的车书记们也坐的很少，因为是嫌汽油太贵，每公升要7角钱，那个年代首先讲的是工作，不是享受。那个年代的干群关系非常好，出去工作群众非常支持我们，老百姓会主动来向你反映各种情况，有时半夜三更的，老百姓还会打着火把，步行几十里山路来向公安局报告情况，而且这一切都是义务劳动，没有一分钱的报酬。

   这是1989年春节前的一张老照片，那天县里召开“严打”大会，民警们正从看守所往外押解犯罪嫌疑人，我驾驶中间那辆摩托车，老伴带着小儿子在旁边看，院子里L型的办公平房是50年代修的，门窗和地板都是楠木的，质量非常好，1995年建办公楼时已拆除了，今年4.20强烈地震，办公楼也没有了。

   斗转星移，光阴再冉，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现在的形势飞速发展，公安机关装备精良，兵强马壮，日新月异，鸟枪换炮，有许多老同志已逐渐退出了工作岗位，还有两年的时间，我也要退休了，众多的新生力量不断的充实到了警察队伍中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你们才是中国公安的未来和希望，你们肩上的担子将会越来越重，你们的担负的责任也会越来越大，老一辈的优良传统还要靠你们去传承，去发扬光大，希望你们要不辱使命，努力工作，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努力吧，战友们，你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壮丽多彩。

                                                             于2010年6月建党节前